图片来源：http://www.hshfy.sh.cn/fldh/gweb/shfz.jsp (上海发展)

一

    浦东自1991年开发开放以来，在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科技馆、东方电视台等标志性建筑的相继落成；世纪公园、新区图书馆、源深体育场等一批文化休闲和体育项目的建成与使用，高品位的楼宇、酒店、绿地、雕塑等景观已经颇具规模；图书馆、社区文化中心、社区学校、城市片“五个一工程”、郊区片“四个一工程”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均衡发展，由陆家嘴沿世纪大道至花木文化中心这一文化轴所带动的文化核心区初步形成。目睹这一切骄人的崭新文化形象，使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与自豪。上海曾经是远东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国际知名的大都会。浦东开发，再造上海经济、金融、贸易、科技、文化的中心功能。对于上海的振兴和和推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1991年，当浦东开发开放初起之时，笔者曾经呼吁浦东开发重视民俗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利用1，但是并没有引起隆隆回声。如今14年过去了，有关部门仍在研究和规划浦东文化发展的美好未来，浦东的文化发展如何定位？现在听到较多的议论，是关于商业文化的走向，“嘉年华”的成功，令许多人兴奋不已，类似的操作也在紧锣密鼓之中。许多学者通人运筹帷幄，对于如何吸引外资设想了许多方案，这确实是抓住了牛鼻子，笔者不反对商业文化的操作，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但我以为，当代社会决不是一个孤立的金钱概念。它已经越来越多地与政治、宗教、心理、文化等诸因素纠缠在一起，成为一个集合的概念。其中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对于经济开发的作用，尚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最近有论者批评上海文化的“假领倾向”，一位批评家曾经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部影片细节做了精辟的比喻：“在《马路天使》里，赵丹穿着雪白的衬衫，但脱开外衣一瞧，原来是个假领。这种假领又叫‘经济领’或‘节约领’，是上海贫民阶层的标记。在‘文革’的物资匮乏时代，它被上海人重新捡拾起来，跟军装裤、毛线脖套一起，成为上海人的日用必需品。‘文革’后日子逐渐好过起来，假领从日常生活中淡出了，但假领心态和假领文化却保留了下来，成为上海文化的基本特征。假领的功能就是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尽量保持人的体面。那是专门穿给别人看的，它没有任何实用保暖功能。‘假领主义’，正是上海文化的本性。”（朱大可：《“假领主义”和上海文化的本性》），笔者不敢完全苟同这个论点，但是对于民俗文化资源的忽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这里说的民俗文化，并不是民间文艺家们所津津乐道的民间故事传说和歌谣一类的民间文学框架中的东西。我所指的民俗文化，它沟通着民众物质和精神生活，反映着民间摄取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同和传承的生生不息文化现象。以上海的实际情况为例，上海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全球化的背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海在2010年要举办世博会，走向世界，上海的历史文化传统里又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成为上海发展的重要渊源呢?上海这一轮的发展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国外有个评论家，把上海这一轮发展的经验归结为三个要素：强势政府、跨国资本和海派文化。也就是说，上海今天的发展是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发展，它和跨国公司大量的涌人、青睐上海有关，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与海派文化相关。这个海派文化，就包括着民俗文化的资源的开发与整合。

    追溯上海发展的历史，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松江府上海县，再到民国时代的上海市。现在的上海专指1843年五口通商以后开埠的上海，这以后的上海才慢慢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上海的自我认同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确立的。一般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所到之处都与本土化产生冲突，本土文化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失落感和焦虑感。但上海的经验表明，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上海文化没有失落只有获取，没有焦虑只有欢乐，因为上海的文化身份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这是上海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而在中国其他城市则很少。

    这是因为，具有浓郁海派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在当前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文化转型期”。从整体上来看，现代民俗正在各个层次尤其是基本的物质文化层次上弱化和缩小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而表现出同中国主体文化和世界文化相一致的发展趋势。但另一方面，面对开放的外部世界，上海民俗文化的主体意识也在日益增强，更加强烈地要求完整保存和表现自身的传统习俗及其特点，以便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上展示自己独特的声音和形象。正是这种对立的趋势造成了当代民俗和文化心理中的矛盾心态，构成了八十年代中民俗文化学的重建和形成热门学科的社会政治条件与思想文化传统。

图片来源：http://photor.cn/bbsImgList.asp?post=&UserName=&page=2&BoardID=33 (河源摄影网)

二

    浦东开发，着眼了开拓未来，创造未来，需要有大开城门，面向世界的胆魄，以上海人崇高的人格力量，吞吐改革开放的灵气。浦东开发需要依托于浦西，反过来也带动着浦西的复兴；要依靠浦西的支持，当然也会受到浦西的各种制约，两者双向辐射，将会呈现出既互相交流，又互相碰撞的新的格局。这种新的格局会引出上海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的内在冲突。

    近年来，围绕“上海人”素质的各种议论正在成为一种热门话题。上海开埠一百多年来，独特的历史遭遇、激烈的社会竞争和频繁的成败得失，造就了五方杂处的上海人特殊的民俗和文化。任何外来的文化因素，无论以什么方式，打着什么旗号，都必须在与上海民俗文化的接触、变异和整合过程之后，逐渐被消化和吸收，她的包容度之宽是相当惊人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上海民俗文化的价值取向，制衡着上海人的世俗生活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当此浦东张开双臂，接纳天下风雨之际，反思一下浦西开发过程中民俗文化的特质，对于浦东开发的借鉴将是不无裨益的。

    我以为上海民俗文化中价值取向的逐渐模式化和心理思维的逐渐定势化，是阻碍上海进入现代化的痛苦的障碍。我们不妨把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相比较，一个明显的差别在于：其他城市多由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军事中心向着工商经济和文化中心转化，使之近代因素不断增强。而上海不具备这个条件，它一开始就是同商贸活动的发展，使之成为放洋口岸，然后是五口通商，能够立即将其卷入资本主义的旋涡。

    在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前夜，上海的经济构成，在通商之前就显得单调、不像其他城市有那么深厚的传统经济方式，上海除了农业外，主要就是传统的沿海贸易，所以在经济活动方式上转起弯来，势必要比其他传统经济型城市来得快。其次，上海社会构成上的差别，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群体在阶级中所占比例，传统型城市无疑是官吏和士绅担任主角，但早期的上海就不同。在城里，商人是主角，社会构成显得单调。二是社会管理机制的构成，传统型城市的社会机制，向来以行政为中心，各种衙门叠床架屋。上海则不同，相对显得空白，所以开埠后，一切重新组建，并且毫无例外地围绕着发展近代工商业这个轴心。第三，由于前两个因素所致，决定了上海市民民俗文化和心理构成，相对传统型城市，较少传统的束缚，勇于接纳新事物，而这个特点正是当时能够迅速发展和崛起的前提条件。我们不妨将与上海同时列为五口通商口岸的广州做一比较：

    广州称得上是一个老牌的通商大埠了。远及唐宋、历元明清诸朝代不断，早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对外贸易管理方式，到清朝时，这套方式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关税制度，十三行制度和保商制度。限于篇幅，不加赘述。我只是想说明广州这样一个具有千秒年通商历史的对外贸易重埠，老百姓的民俗文化观念反而显得沉闷落后。以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广州绅民反入城斗争来说，反入城斗争的领导群体，其实是官府支持或者暗示下的绅士，绅士阶层是封建文化观念的活的载体，他们对于一切妨碍封建秩序和道统的行为都是反对的。正如他们既反对洋人入城也反对后来的辛亥革命一样。同样，这种斗争中，农民和手工业者，传统商人乃至官吏和一切吃公差饭的人都成为中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表现出他们不愿脱离固有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先进的机器纺纱和织布技术，一刀切断了农业和手工业的传统联系，极大得破坏了这块地区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感到痛苦，控制着弄产品和手工业品销售的地主和商人，同样感到痛苦，甚至在与夷人通商中发了横财的行商，也有痛苦。因而他们的经商致富本来建立在封建垄断之上，而自由通商贸易，则使他们失去了这种垄断地位；封建官吏们的悲伤更是不言而喻，因为这方面的漏洞实在太大了。所以，官绅民一体化的反入城斗争，恰恰说明了广州这个传统城市中的一切：经济、社会和民俗文化观念的构成早已模式化，定势化了。

    而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上海则是没有的，或者是非常薄弱的。不仅“行商”的夷人在上海进入无障碍，远非广州可比，而是各地，各个码头的人们也都涌到上海。变革、投机和冒险意识在这里马上就有了发育的温床，适应和追赶历史潮流的心态之所以成为上海人的心理特征，也是来之有因。植根于农业社会的传统的崇简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在这里就没有稳固的乃至继续得到发展的市场。五口通商以后，只有十几年时间，到1853年时，上海的通商贸易额便超过了积累千年历史的广州，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口岸了，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上海一枝独秀，始终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三

    我无意将今日之上海与昔日之广州相比拟，但是，历史的经验又是值得注意的。黄浦江把浦东与浦西分隔开来，两者的差异决不是一个地理位置的概念。浦东较之于浦西，无论是经济结构、社会构成和民俗文化方面，浦东教少模式化则是肯定无疑的。模式越少，空白越大，越有利于以开发为轴心，迅速组建起新的社会机制。而浦东的崛起，对于上海新民俗文化的重建，浦东与浦西的双重辐射，并最终融为一体，对于实现上海人的心态结构和文化特征的迅速认同和新民俗文化的重建，更加充满了希望。

    在议论“上海人”的各种话题中，我以为，今日上海民俗文化中价值取向的模式化和心理思维的定势化倾向，有逐渐增多、增厚、增强的趋势。浦西这些年来常住人口已人满为患，不管他们一百年前来自何方，但今天已经成了“阿拉上海人”的一部分。移民和五方杂处，是上海城市的突出优点，这是上海当年能超过所有传统城市而一跃成为全国之冠的重要因素。但现在情况怎样呢？“阿拉上海人”的单一素质早已养成，对“外地人”的排斥性也有不同程度地表现。当然，对外国人算是例外。这种深层的心理，有人称之为“奴化意识”。这个词当可斟酌，但上海人在人际交往中，遇感觉上比自己弱的人，缺乏基本的礼貌；遇上比自己强的人，包括金钱多或者地位高，权威大的人，又会表现出十足的媚态，这恐怕不是个别的情形。

    古人说“居移情，室养气”。民俗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居民浑为一体。对于构成市民独特的思想感情、生活方式，不能不打上深深的烙印。我曾经写过一篇《“亭子间”心态》的短文，分析了上海人在亭子间中作出的贡献，长期以来养成了一种渴求进取，精于算计，熟悉商品，崇尚知识的现代市民素质，但也不可否认这种心态的另一面，使一部分上海人的眼光变得短浅起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关起门来的小实惠的兴趣要远远超出对外界事情的关注。缺乏慷慨悲歌式的侠气和大江东去式的豪迈。

    有高峰就有深谷。上海人有突出的优点，也有突出的弊端。在浦东开发过程中，对上海民俗文化要扬弃、要重建，从而完成整个上海人的观念更新和市民素质的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重新拓展浦东的新民俗文化，值得我们认真的对待和思考。从浦东居民的籍贯构成上看，过去说浦东人还是上海的土著（本地人）恐怕不确，这个地方历史上有过大规模的活动，近代的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征战，都曾在浦东有过动作。浦东居民更多的是江浙来的移民。这块土地人多地少，以出海贸易为生的传统倒是一直存在着的。以前很多居民以黄浦江为生，从事轮渡客运、贩运百货，长途水运等行当，这个特点也不可忽视，不致于形成狭隘、偏执和封闭的传统。为浦东开发具备了心理条件。

    开发和开放，导致了浦东人口流动量的大幅度增大，不仅浦西人口会大量涌入，江浙两省会来，海内外各地移民都会涌来，不论这些人来自何方，也不论原先形成怎样的文化模式，到浦东也马上失去平衡。多元文化的并存与相互渗透，显然有利于开放性文化和社会心态结构，在新的平衡与综合过程中形成。这是可以拿当年上海开发的经验作为鉴戒的。至少那种对本体文化（母体文化）的压抑会导致宽容心理的出现，不象今日之浦西一部分人中形成的对外地人的排挤和对上海的一切都采取过分的近乎盲目的自信。而没有宽容心理，没有对本体文化的压抑，不留给外来文化的渗透和交流的机会，肯定不利于改革开放。

图片来源：http://www.sh.xinhua.org/2004-08/11/content_2663267.htm (新华网上海站-魅力浦东)
 

四

    浦东开发在呼吁上海文化的建设并与之配套。上海的重新崛起也呼吁着上海人素质的提高和观念的进步。我以为，重视上海本土和原住民的文化的资源，从中厘定出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当今浦东文化的发展，乃至未来文化发展的走向不可或缺。

    为什么要重视浦东民俗资源的整合与开发？这是因为，从国际文化交流的大趋势看，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乃至未来的三五十年，将会呈现“东方文化”的勃兴。而且在全球范围的文化交流，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才愈可能得到世界各民族的认同与尊重。为什么“中国城”、“唐人街”能遍布海外？为什么南方的几个经济特区，搞了好些年，又想起来搞“锦绣中华”、“民俗博物馆”之类的实施？倘若把一个对外口岸、特区之类的地方都搞成中不中，西不西，专拾西方文化的牙慧，不伦不类的商业文化，跟着西方文化跑，钱可以赚到，但是中华民族的特色也就大大逊色了。

    其次，浦东的文化发展好比是一出好戏。好戏的上演要靠本子，但大幕拉开，角色登场，剧情展开，舞台上的背景、道具乃至演员的素质修养、艺术功力，是这出戏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参加浦东建设与开发的所有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乃至积淀在心理深处的一切民俗文化因素，对于浦东建设和浦西复兴是至关重要的关键因素。不错，开发要有钱，君不见亚洲一些拥有富饶石油资源的国家，他们靠着石油，拥有大量的金钱，纷纷制定了花钱买个现代化的宏图。大把大把的金钱，的确换来了现代化的外壳。但当代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机制，却遭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强烈抵制和反抗。不注意国内民俗人情的调适，即便是再多的金钱也还是难以形成自己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距现代化之门，还有漫长的距离。个中教训，不可不鉴。

    第三，从浦东开发开放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开发与开放进程的向前推进与实施，有几个现象可以说是肯定要出现的：一是赢利至上的拜金主义可能为商业社会的考虑轴心：二是商业文化所附带的“文化垃圾”进一步滋生和泛滥；三是通俗文化唱主角，从而使经典的民族精英文化无可挽回的“失落”。如果我们不作充分的估计，采取相应的措施维护民族、民俗、民间的优秀文化，浦东是没有办法实现现代化的。这几年，社会风气上出现了一些偏颇，从文化原因上来分析，恐怕就是自强、自主、自信的民族文化强调得太少。“赢利至上”“一切向钱看”蒙住了许多人的眼光，有的甚至不惜出卖人格国格，对鼻尖上的一点蝇头微利的关注远比对民族利益来得重要。这一切都有必要引起我们在考虑浦东文化发展时，及早对民俗文化的建设有个安排。在这方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做得就和突出，他们很注意对本土文化的守护和发掘引导。

    现在浦东一片空白，好比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案。而在其他地方也没有一个形成完全民族化和民俗文化充分展示的新特区的条件。我看，在浦东开发时，完全可以在这个方面来个后来居上，来它个服饰唐宋元明清，饮食南北十六市，建筑东西南北中，成为荟萃中华问哈的大型民俗博览会，把浦东建成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万商云集、景观繁盛的经济文化中心。

    重视民俗文化学科在浦东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及对它开展广泛的科学研究和运用，这不仅是学术界的事，也是政界和企业界的事。一个现代化的领导管理人员，光技术而技术，不懂得民俗文化传统对现代技术的双重作用，正负效应，促使民俗中的民俗惯制为现代化服务，那至少还缺乏眼光。倘若把目光停留在浅表层次上，光看见民俗文化中的陋俗、并把它们归至之于迷信和落后，也会失去利用它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大好机会。规划浦东的文化发展，不仅对于浦西和整个上海的振兴，就是对于全国，也可以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只有到这个时候，上海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就大了，它所发生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作者：仲富兰

原载《浦东开发》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