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新闻文化与知识积累（3）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演讲

感悟社会的新闻品格 

    我们再说第三个问题：感悟社会的新闻品格

    我说这个话题，是基于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主体上的一种悟性和应当具备的品格。唐代大诗人杜甫说过这样的诗句：“文章憎命达”，历史上的新闻大家，著名的新闻记者，差不多都是穷困潦倒，颇为窘迫的；你要升官发财，你要高官厚禄，你要飞黄腾达，你要投机取巧，我看还是不要选择新闻记者这个行当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根据我的体会，我看有下面四种品格，直接与我们从事新闻工作有关，这四项品格是：

    积极入世的良好心态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比其他的人更成功，赚更多的钱，拥有不错的工作，良好的人际关系，健康的身体，整天快快乐乐地过着高品质的人生，似乎他们的生活就是比别人过的好。而许多人忙忙碌碌地劳作却只能维持生计。其实，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为什么有许多人能够获得成功，能够克服万难去建功立业，有些人却不行？不少心理学专家发现，这个秘密就是人的“心态”。一位哲人说：“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一位伟人说：“要么你去驾驭生命，要么是生命驾驭你。你的心态决定谁是坐骑，谁是骑师。”

    大概是40年前，福建某贫穷的乡村里，住了兄弟两人。他们抵受不了穷困的环境，便决定离开家乡，到海外去谋发展。大哥好像幸运些，被奴隶般卖到了富庶的旧金山，弟弟被卖到比中国更穷困的菲律宾。

    40年后，兄弟俩又幸运地聚在一起。今日的他们，已今非昔比了。做哥哥的，当了旧金山的侨领，拥有两间餐馆，两间洗衣店和一间杂货铺，而且子孙满堂，有些承继衣钵，又有些成为杰出的工程师或电脑工程师等科技专业人才。弟弟呢？居然成了一位享誉世界的银行家，拥有东南亚相当分量的山林、橡胶园和银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都成功了。但为什么兄弟两人在事业上的成就，却有如此的差别呢？

    兄弟聚头，不免谈谈分别以来的遭遇。哥哥说，我们中国人到白人的社会，既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干，唯有用一双手煮饭给白人吃，为他们洗衣服。总之，白人不肯做的工作，我们华人统统顶上了，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事业却不敢奢望了。例如我的子孙，书虽然读得不少，也不敢妄想，唯有安安分分地去担当一些中层的技术性工作来谋生。至于要进入上层的白人社会，相信很难办到。

    看见弟弟这般成功，做哥哥的，不免羡慕弟弟的幸福。弟弟却说，幸运是没有的。初来菲律宾的时候，担任些低贱的工作，但发现当地的人有些是比较愚蠢和懒惰的，于是便顶下他们放弃的事业，慢慢地不断收购和扩张，生意便逐渐做大了。

    以上是真实的故事，反映了海外华人的奋斗历史。它告诉我们：影响我们人生的绝不仅仅是环境，心态控制了个人的行动和思想。同时，心态也决定了自己的视野、事业和成就。　　有两位年届70岁的老太太，一位认为到了这个年纪可算是人生的尽头，于是便开始料理后事；另一位却认为一个人能做什么事不在于年龄的大小，而在于怎么个想法。于是，她在70岁高龄之际开始学习登山，其中几座还是世界上有名的。就在最近还以95岁高龄登上了日本的富士山，打破攀登此山年龄最高的纪录。她就是著名的胡达·克鲁斯老太太。

    70岁开始学习登山，这乃是一大奇迹。但奇迹是人创造出来的。成功人士的首要标志，是他思考问题的方法。一个人如果是个积极思维者，实行积极思维、喜欢接受挑战和应付麻烦事，那他就成功了一半。胡达·克鲁斯老太太的壮举正验证了这一点。

    一个人能否成功，就看他的态度了！成功人士与失败者之间的差别是：成功人士始终用最积极的思考、最乐观的精神和最辉煌的经验支配和控制自己的人生。失败者则刚好相反，他们的人生是受过去的种种失败与疑虑所引导支配的。有些人总喜欢说，他们现在的境况是别人造成的。这些人常说他们的想法无法改变。但是，我们的境况不是周围环境造

成的。说到底，如何看待人生把握人生由我们自己决定。

    新闻工作是一种积极的、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性、舆论性的入世文化，这是由新闻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其入世性集中反映了它是一种社会的外化，是一种对于公众意见的集合。如果没有热情，心如枯井，对什么事情都感到冷淡、厌烦，他这双眼睛就不可能发现新闻，更谈不上，会将新闻告诉成千上万的受众。因为新闻文化明显地具有以下一些特色：其一，公识性。它体现了一种众人带倾向性的集合意识，特别是对一些热门话题表现出的一致性。由这种公识性，决定了受众的价值意识倾向。其二，群众性。舆论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它的群众性。舆论发生时，大都处于一种无序状态，通过大众新闻传媒发动群众参加，使其意见逐渐趋于一致。其三，奇异性。奇异性是吸引受众的关键之一，司空见惯的事不可能引起轰动效应。这种奇异在于把对于人们价值观念具有一定冲击力、吸引力、变异性的新动向、新思潮与现实紧密结合。其四，争议性。实际上是一种对既定东西的否定，正是这种争议性，才会引起受众的广泛注意。其五，可导性。利用舆论引导人们的价值整合等等。我们带过不少新闻院校毕业的学生，有人很快就能进入角色，有人则一年、二年还是表现得非常迟钝，新闻从业人员的大忌就是迟钝，其实不是迟钝，是对事物是否保持一种新鲜的敏感度，归根结底是由自己的心态决定的。

    崇尚价值的尺度标准

    判定新闻之是否报道的标准，要看它的新闻价值，这就是所谓“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就是说，可以通过新闻信息传递看出人心向背、政治得失，然后采取措施，使怨者不怨，哀者不哀，愤者平，怒者息，奋勇者依然前往，落伍者急起直追，以保持社会各种机体的正常功能。新闻传播文化是一种崇尚价值的尺度文化，它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中反映出来的价值要求和尺度。从最终目的来说，传播文化的价值尺度就是真善美，“真”是真理化，符合实事。“善”是道德化，是人的人格追求。“美”是艺术化，或者说反映了一种完善性。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形势之下，我认为，大真、大善、大美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1.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2.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3.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江泽民同志论述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学说。然而，这“真善美”说说容易，到具体操作的层面，就要看新闻从业人员的眼光、气度、胸襟了。

    一种标准是官本位的标准，主仆颠倒，安然自得。群众是主人，干部是公仆，这是新社会顶天立地的大规矩。然而，有的干部往往不自觉地颠倒了这种关系。比如，有的乡政府修得奢豪威严，人称“金銮殿”，乡干部“酒肉穿肠过，十指不沾泥”，群众去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还有的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如同齐宣王，甚至打人骂人，视群众为奴仆。他们工作有了成绩，便认为自己“能令百姓歌升平，兴隆只在笑谈中”，忘了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因循陋习，每每特殊。官贵民贱的残余意识，使得少数干部有时忘乎所以，自视高人一等，生活特殊。有的还出笼土政策，超越规章制度，“额外施肥”，加固陋习。比如，一些干部到外县外乡任职，本该搬去居住，却被允许像 “走读生”般朝出晚归，乘坐轿车“喇叭响连天，关山渡若飞”，当起了“走读官”。群众说这种人“官小架子大，恋眷特殊化”。这样的新闻感觉必然是不能反映令老百姓满意的新闻。传播文化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广泛周延性的文化系统，它的最根本的基础是“真”。新闻的真是从总体上、本质上、发展趋势上把握事物，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新闻所反映记录的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它象镜子一样直面社会。只有真实的新闻才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才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社会主义传播文化的“真”，应当是党性、人民性、阶段性的高度一致。如果说“真”是传播文化价值尺度的根本和生命的话，那么“善”和“美”就是它的灵魂。这是因为，对真的需求还只是表述为认识客观世界、包括认识主观世界的一种哲学要求、知识要求、价值准则，而对善和美的要求则是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更高、更完美的境界。

    办给谁看？ “报纸是办给谁看的？”，问这样妇孺皆知的问题，脑子是否有毛病！且慢，在午报的编前会上，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我们地报纸是要给领导看的，当心，别出问题！言下之意是刊登的内容要尽量让领导满意。当然，领导也是人，也是读者，领导要看，无可厚非。转而一想，在整个国家都在转轨变型，实行“两个转变”，咱这报社怎么就那么难转呢？看来还得呼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办报理念啊！

    平民化 ，议论报纸定位和读者对象，我想起了“平民化”这三个字。平民，指的是老百姓，就像大街上走着的普通人，平民永远是报人的衣食父母。丧失了贩夫走卒、芸芸众生的购买和阅读，报刊也就走上了穷途末路。应该把“平民化”这三个大字制作成巨大的匾额，悬挂在编辑部的最为醒目之处。让我们的编辑记者时时、处处想到我们在为谁说话，为谁编稿，为谁工作。我们的报纸定位不是文化精英层面，不是十指尖尖、扭着屁股的所谓“前卫”、“先锋”派，不是胖得发愁的贵妇人，而应当是广大的辛勤劳作、支持社会的最基层的平民百姓，我们自己也是平民。我们的新闻触角，说白了就应当延伸到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岁时节令、婚丧嫁娶、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中去，关注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困难与忧愁，关注他们身边正在变化着的世象。平民文化永远是养育精英文化的母亲。

    “打牌子”和“抓票子”，现在，办报纸和期刊，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办成机关式的，先设各种办公室、养不少可以与出报业务完全无关的人员，并且将人员按科级、处级一一定好，“排排坐，吃果果”、“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另一种就是要形成这样的氛围：不论他是什么“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通俗的说，能够对报刊“打牌子”或者“抓票子”的，就要鼓励发挥积极性，形成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激励机制，要通过激励，把我们的报刊作为一种产品和品牌来做，而且要做大，做得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非常有名。如果我们选择后者，就要象企业打自己的品牌那样，围绕拳头产品，对产品流水作业过程的各个环节、各道工序，各负其职，全面质量控制生产流程，将全报社员工的“人气”聚集起来，大家同心协力，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去赢得市场的更大空间。

    反映时代的新闻良心

    反映时代的政治倾向性，传播文化作为社会的产物、阶级的产物，有它明显的时代性和政治倾向性。英国的马丁.沃克则其《报纸的力量》一书中记叙了世界12家大报是如何参与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去的，他在导言中曾引用相当丰富的资料写道：“报纸的影响就是权力，它凭着出版的权利让社会注意报纸的价值和他所关心的事件——这样做要冒着商业上失败、监禁或甚至封闭的危险。”传播文化不可能离开社会存在，必然深深印刻着阶级的烙痕。毛泽东同志就曾主张“要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报，集中反映了对报纸的政治要求，也就是报纸的工具性、战斗性。马克思主义历来是注重报纸的战斗性的，马克思认为，报纸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必须明白，所谓“政治倾向性”，不单单是执政党、政治人物或政府的一种权力意志，更重要的是公众的一种政治选择。为了更好地了解公众的政治倾向，并进而向他们灌输正确的政治观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下面的“两个统一”。一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二是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传播文化永远是以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完美统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代性反映“横切面”，历史性反映“纵切面”。时代性就是反映人类社会在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区域内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进行斗争的内容，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及解决方法，特别是那个时代中人们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它实在地标志着一个时代中人类对社会认识的进步和成果积累。历史性可以理解为对以往传播文化的继承性，通过新闻载体记下的今天，实际上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积累，后人可以从前人对世界认识的积累中，寻求新的向自然斗争的力量。

    作为时代与历史统一的“风向标”，新闻传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感悟社会和关注民生，其中尤以说真话为首要，说真话，就是强调“新闻良心”。关于新闻良心的提法，以前是决不可提的，现代的新闻学者将它诠释为“公众的感受”，我看很有道理。一个社会的构成原理是这样的：首先，公众达成道德共识；其次，在道德共识基础上承认共同宪法；再次，在宪法规约下运行合法政府；最后，在政治框架内进行资源配置，新闻良心，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义；在现代分工社会里，专业越分越细，眼界越分越窄，真理越分越小，共通语言越分越少，连时代亦越来越不伟大，要寻找“公众感受”，要维护“公共空间”，要守护“社会良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工作者被称之为“城市的良心”、“社会的良心”。这是新闻从业人员的使命。大家都知道，不久前，在广西南丹出现的上百个矿工死在矿井之下的惨剧，矿主和地方政府力图淡化、掩盖、扭曲这个事件的真相，以逃避法律公正的制裁，对其中死亡者的家属已经作了赔偿，倘若新闻记者眼开眼闭，有可能大事化小，不了了之，但全国诸多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紧追不舍，一定要将事实的真相搞个水落石出，就是反映了新闻良心。

    在当前体制下的情况，报喜不报忧，成为一个通则，浙江千岛湖油船的例子；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不吃不喝、不屈不饶的采访，成为一些官员的“克星”

    孜孜以求的公信公识

    新闻媒体，无论大小，是靠声誉吃饭的；就象一个人立身处世要讲究道德修养一样，这个声誉度就是对社会的公信度，所以一个记者一生中只要发一次假消息，就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一个媒体刊登或播发假消息，人家就不知你的消息到底是真是假，你的公信度，就完了。“坚强你自己”（尼采语），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如何重新建立个人价值观，使个人得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新的生活，从而以新的方式感受到生活的意义。新的个人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是将个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区分开来。只有将个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适合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价值。

    我过去不认为有什么“代沟”，最近与一些青年才俊、新锐交往，感受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大家都讲个“情义”，讲一个患难与共，讲一个社会责任。可是只有自己，只有利益，只有钻营，只有取悦或者巴结上司，把他负责的那个部门完全看成是私有的、与生俱来的，这种价值观，我就看不懂了。也许是我们真的老了，落后形势了。

作者：仲富兰

2008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