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新闻文化与知识积累（4）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演讲

网络时代的知识积累

    最后说说：网络时代的知识积累

    知识积累，就是要多读书，要作学问，要有一定的知识底气作为储备，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看大家都是训练有素的学子，如何知识积累，也是因人而已。根据我的体会：

    勤于涉猎  随缘读书，农业社会崇尚读书做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如今社会进步，已经远非昔日农业社会可比，21世纪，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知识的积累，信息的采集和分析，都出现了带有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古人所说的许多学习方法，其中的基本精神则是可以继承的，如实地调查研究、善于利用时间、终生好学不倦，则是必须学习的。北宋大作家欧阳修，是一个勤学苦读的人；有一次他在谈到为文之道时，说是必须做到“三多”，即看多、做多、商量多（见陈师道《后山居士诗话》）。熟知欧阳修一生事迹的人，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他自己是怎样做到这“三多”的。他少时家境贫寒，没有钱买纸笔，他的母亲便用芦秆当笔，把沙土铺在地上当纸，教他识字。等到他有了自学的能力，又经常到有钱的人家去借书来读。他读的书很多，把前代作家的作品都读遍了，尤其喜欢读韩愈的散文。他二十四岁时考中进士，从此在中央和地方做官，虽然很有文名，但是写作仍然一丝不苟，每写一篇文章，照例把它贴在墙上，反复修改，直到自己修改得满意了，才拿出去给别人看。他还经常与一般知名文友往来，彼此互相评论文章，并且热心奖励后进，因此而培养出不少知名作家；在他的文集里，与人交换写作经验的书信也相当多。

    欧阳修又是一个极善于利用时间的人。他曾这样对人说：“我平生所作文章，多半是在‘三上’构思的，这就是马上、枕上、厕上。”（见欧阳修《归田录》）古代官员出行多乘马，他所说的马上实际就是路上。马上、枕上、厕上，都是别人认为不足珍惜的零星时间，他却利用来进行写作前的一系列思考活动，真可以说是惜时如金了。

    欧阳修长期在安徽做官，年老退休之后，就在颍州买田置宅，居住下来，并且自号为“六一居士”。客人问他：“六一是什么意思？”他答道：“我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又经常置酒一壶。”客人说：“这还只五一啊！”他说：“以我这个老翁，生活在这五物之间，不就是六一了吗！”（见欧阳修《六一居士传》）从他的这番自白，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晚景的欢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直到老年仍然好学不倦的动人情景。

    一篇好的新闻作品，应该是各方面知识的综合运用。新闻和评论的对象很广泛，往往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这就要求新闻记者和评论工作者具有广泛的兴趣和丰富的知识。这同一篇文章的构思、立意以至说理论述都有密切的关系。一个知识贫乏的人，不可能写出丰富多彩、生动引人的评论。丰富的知识，还可以使我们开阔眼界，丰富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不仅要懂得政治、法律、文学、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还要尽可能多懂得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出现了许多新的学科，新鲜的知识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和涉猎的范围。对各种新知识的吸收和利用，还能帮助我们突破某些旧的思想方法的束缚，有助于发挥创造性。当然。一个新闻工作者不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是，他应当兴趣广泛，勤于涉猎，有强烈的求知欲，不断加强自己的知识修养。有人曾经做出一个统计：《鲁迅全集》中引证过的中外古今的书约有555种之多，书中涉及的中外古今的人物有一千多个。可见，鲁迅知识之广博。他的杂文旁征博引，议论风生，在讲道理的同时，也能使人得到丰富的知识。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新闻政论家邓拓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生前曾说：“报纸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的。因此，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知识的范围越广越好。”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曾经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你看农民出门，总随手带筐，见粪就捡，成为习惯。专门出门捡粪，倒不一定能捡多少。但一旦养成了了随时捡粪的习惯，自然就会积少成多。积累知识，也应该有农民积肥的劲头，捡的范围要宽，不要限制太多，不要因为我管的是牛粪，见羊粪就不捡，应该是只要是有用的，不管它是牛粪、羊粪、人粪都一概捡回来，让它们统统变成有用的肥料，滋养作物的生长。古今中外有学问的人，有成就的人，总是十分注意积累的。知识就是积累起来的，经验也是积累起来的。”这个比喻讲得多好!我们积累知识，过去老师要我们抄卡片，现在电脑的文字处理系统已经带给我们极大的方便，勤于涉猎，不断积累，可以借助于现代科技的翅膀。当然，我们不要把所有的知识都装到自己脑子里。有的材料要精读，有的材料可以略读，有的材料来不及阅读，可以了解大致的内容，记住“门牌号码”，便于在必要时查找。学会利用工具书，对于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积累资料也是非常必要的。

    独立思考  术有专攻，不做文化助客，脑袋长在自己肩上，凡是要学会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说是风，就是雨，跟在别人后面跑。现在传媒发达了，网上什么都有，据说还有什么论文网，人家是牟利用的，那些东西可以看看，但最终还是要依赖自己的学养和自己的感觉。

    关于学和用的关系，差不多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经世致用”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一类口号，也许在我的曾祖父那一辈人中就喊起，至今也是莫衷一是，无有定论。前几天读到一些哲学通人的文章，这些饱学的哲学家仍然在扪心自问，哲学到底是一门学问呢？还是一门学科？是哲学家讲堂上的祭旗，还是民众手中的锐器？

    说来汗颜，在下也曾在大学里读过哲学。但是自打出校门，我从不敢妄谈哲学，甚至对这门高深莫测的学问有点发怵，只得采取敬而远之的恭敬态度。记得，刚刚离开校门的当初，遇到一些西装革履的青年，“我是搞艺术哲学的”，那神情就像今日的许多青年“我是在大户室炒股的”一样时髦而又让人肃然起敬。可有谁知道，当哲学成为卖弄，成为学者的装饰时，离它的萧条和冷落已经不远了。

    哲学其实是贯通的学问，有此学问，悟透世事沧桑，看清人情冷暖，当然值得荣耀。但任何一门学问，“纸上得来终觉浅”，哲学，不是自我夸耀的资本，更不是象牙塔里端着架子、六亲不认的精神贵族。眼下，哲学有点烦，我看既与世道人心有关，更与研究这门学问的主体（恕我套用哲学名词）有关。

    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先生当年写《大众哲学》，曾经在民众中发生了深入人心的影响。如今星换斗移，时代巨变，诸多的哲学家和“博导”们能否联系时代的实际，编撰出更为精彩的《新大众哲学》来呢？

    早些年，人们虔诚地相信“活学活用”，时至今日，就如同老北京说的“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恐怕也不能走到“只学不用”的极端吧。说到底，哲学不是文化助客，不是清谈工具、御用图谱，它应当成为民众生活的向导。精神的力量要转化成物质力量才是。

    说术有专攻，就是除了泛泛地涉猎之外，还要想办法对一门专业知识，更加熟悉，将各种知识是互相关联、相辅为用的；基础广博丰厚了，专业自然而然地也相应提高和精进，专业以外的广博知识。泛指各种社会的、自然的学识。这些知识能从人际交往和生活实践中获得和不断丰富，也须从勤奋的读书中积累起来。新闻记者之特别需要知识面广阔，是因为记者的采访对象广泛，有各界各领域的人物，如果对采访的对象毫无所知，对他们所从事的领域连一点皮毛都不知道，事先又缺乏必要的准备，那么采访必定是失败或所得不多的。新闻业务强迫着记者学习各行各业的知识，迫使记者、编辑不得不成为“杂家”。

    要走“杂”、“专”、“通”的路子，杂家和专家也并非不相通。各种庞杂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杂家可进而为“通家”；再从所通的各门知识上选择一门或数门作重点进攻，假以时日，就成为造诣高深的有志专家了。中外有成就的名记者无一不是学识渊博的学者。由于记者的任务是报道和评述现实社会的动态，记者不得不熟悉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他们往往是现代各领域的广博知识的占有者；并各就其专门，上溯至造成现况的历史，因此，他们又常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的专家。对古代和当代的这些方面的著作都广泛地阅读，掌握各种旧有的和新出现的观点和见解。厚积薄发于对现实动态的报道评述，自然更深入、全面而具有权威性。兼学者和记者于一身，这种有造诣的记者可称为“大记者”。

    采风万里  熟悉社会

    勤思维、广游历、多交际 ,人的思维定势是由本人的生活经历、知识积累以及其它各种技能训练而形成的，甚至还受到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科技的领先，思维的定势很快会被新的事物所打破，并要求很快建立起新的思维定势。因此，思维方法的培养显得十分重要，一般人大都取“思维直线型”，考虑一个问题是直线前行，碰了壁也转不过弯来，就此呆在那里。而有的人则不同，他们的思维是辐射状的，既考虑到事物的正面也考虑到反面，同时顾及到上下左右，从各个侧面去观察分析，得出来的结论肯定比直线型思维得出来的结论来得科学、辩证和有说服力。同时，一个人的思维除了在睡眠时是相对停止的之外，一般讲应是“风车型”的，只要外界的“风”不停地吹，它便一刻也不停地转动着，在转动中进行肯定与否定，从而建立起正确的结论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很快达到了这一境界，而有人则始终停滞不前，这里便有了一个“悟”的因素，而达到“悟”的境界，正是正确思维的最终必然结果。

    一般来讲，记者的游历应该说是比较多的，特别是高层次的新闻媒体的记者，甚至还能在世界各地游历采访，即使是地方小台的记者，在各地留下的足迹也比常人多。这些便利之处，正好为记者的“游”创造了条件。即使没有因采访而获得“游”的机会，也可以自己创造机会到各地去走走，每年有意识地积累一些资金和所到之处的文字背景材料，届时既可留下一些作品，又可饱览华夏之风貌，所到之处的文物古迹、高山流水都可能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实际上，对记者来讲，“游”是为了练胸襟，是为了练眼界，也为了练气度。要成为一个名记者，切忌小家子气，因为用此“气”看待周围的一切，并在自己的笔端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那种俗不可耐的文字，也便顺理成章了。其实，要使记者有大气度、宽胸襟、高眼界，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是需要长久之苦练的。而增加游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不妨一试。一个经常置身于繁复的社会和人际之中、在埋头于书案之中通宵达旦的记者，如果不到处去走走游游，那么必然地为小环境所困，久而久之气度变小了，胸襟变窄了，眼界变低了，学会为一些婆婆妈妈的事而纠缠，常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喋喋不休，这正是当新闻记者的大忌，尤其是评论写作的大忌。新闻记者如果在年轻时就有这方面磨练的话，他就可能有较高的起点，就会有一个无止境的目标追求，就会朝学者型迈进。如果我们所有的记者归入此行列，那么记者的队伍何愁素质不高呢?把“交友”作为记者的一门“基本功”，看起来似乎有些“低档次”，实际上在这里面大有文章。

    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之中，就可能每天都在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那么，对于记者来说，什么样的朋友才值得交往呢?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没有什么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交友的目的是为了汲取，无论是从人品，还是从学养，还是从经历，都能使自己有所启迪和感悟。因此，交友完全可以遵循一个“交友斜坡论”，即交比自己在各方面水平都要高的朋友，或者说交比自己在某一方面水平高的朋友。总之，你是在坡下，朋友在斜坡上，只要他一开口，他的学识、人品、经历都会象“水”一样地顺着斜坡往下流，你便可在那里尽情地汲取，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美的事吗?有时，高层次的朋友在议论某一件事的时候，正好是你一直在苦思冥想的问题，听后立即会感悟到核心的所在，似乎正好应了那么一句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话一点也不夸张，如果你真的交上了这样一些朋友，那么你将一辈子受用。当然，作为新闻记者还应交一些诤友和挚友。记者经常听听“坏话”是大有好处的，最直接的好处是使记者在动笔之前要好好地思考一番，树立起对听众、读者、对人民、对党的负责态度，同时也可规范个人的行为准则，不至于走偏方向。

    自强不息，学无止境

    要自强不要自满。我国上古三大奇书之一《周易》有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认为，塑造记者的良好形象特别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工作作风，都要永远激励和保持自强上进的动力，千万不要随着工作新鲜感的淡化，外来压力的减少，适应能力的增强，而滋长一种惰性，自满自足起来。过去学本事有句口头禅：“初学三年，天下去得；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干新闻这一行，也是如此。能写几篇报道，写几篇评论，不一定就能当好记者，当好评论员，会划几块版面，不一定就是合格的编辑。作为一名好的新闻记者，素质要求是多方面的，是很高的。要真正做到审时度势，正确判断播发什么、不播发什么、怎么播发，善于抓问题，写出有影响的报道和言论，谈何容易!关于新闻的自觉意识何况，要掌握新闻工作十八般武艺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要大力提倡记者苦练基本功，打好知识根底和新闻业务根底。今天，对记者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学识水平和社会活动能力、文字能力、掌握现代化传媒手段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学无止境，才无穷尽。尤其是年轻的记者，任重而道远，更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真正做到“遇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

    当然还要有“事业心”和“成就感”，新闻事业是一门独特的事业。是以不专为“专”，以杂为“专”。新闻界的许多前辈都作了这方面的表率。邓拓从主持《人民日报》到《前线》不是一贯主张编辑、记者当“杂家”，而且身体力行吗?他本人从50年代起就是学部委员(即今日之“院士”)，在研究“三家村”那段史实时，我深讶于他从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艺到字画鉴定无所不通。真可谓渊源有自，转益多家，遂成一家。其评论文字乃至新闻改革主张一出来就大家叫好，都不能不说是与“杂文优势”有关，非博学、广闻、久历则无以致之。新闻家与专家，当然有分工。当记者的是去采写李四光、蔡希陶、陈景润，却不必存有取代李、蔡、陈之念。须知，发现新的基本粒子、栽培新的植物、创立新的哲学或文学流派，诸如此类都不属报人事业。然而，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杂家”丝毫不曾矮人一头，因为反过来看，专家也取代不了杂家。许多优秀的新闻作品声闻当时而泽及后人。这样的成果，当然不能由一个单纯的植物学家、地理学家或统计学家，完成。新闻工作者的事业注定要求目光四射。只是它跟专门的事业仍有相通之处，就是一样要勤奋，要埋头苦干。毋宁说，因为需要攻克的陌生目标太多，更决定了新闻工作者松弛不得，油滑不行，倒是该“执著如怨鬼，纠缠如毒蛇”(鲁迅语)才好。强调新闻工作者敬业精神，自甘淡泊，终身不悔，才干得成事业。尤其突出一个“勤”字。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成功之道，大概只能如此，没有潇洒的成功，只有艰辛的成功。记得军事评论集《纸上谈兵录》出版前，著名新闻记者、杂文家廖沫沙曾跟别人谈起“七·七”事变后为引导民众了解战局而写起军事评论，“那时，一点不懂，没日没夜赶着读《孙子》、《吴子》和克劳塞维茨、鲁登道夫的著作，真是硬啃呀，真是连拉屎的时间也用上了。”英国《卫报》上登载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介绍名记者克菜尔·霍林沃斯——当海湾战争眼看已经无可避免的时候，她竟在香港公寓的硬地板上躺了5个晚上，以便为参战作准备。后来，因为她已80高龄，未被记者团接纳，从而海湾战争成为她老人家“20世纪少数几次没有报道的重大冲突之一”。她一生的信条是，哪里有重大新闻，哪怕再危险再劳累，她也一定要去。她第一次婚姻破裂，就因为“她坚持要在战争的情况下奔赴国外的前线”。这是一种何等可贵的“事业心”啊!。一颗真诚而执著的心，正是新闻工作者所从事的事业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前辈无不以此自律，我们亦当谨遵勿怠。

    江边卖水，国际饭店门口摆粥摊，感谢刘海贵院长的盛情美意，拉杂陈词，生怕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谢谢大家百忙之中来听我的浅薄的唠叨。谢谢

（全文完）

作者：仲富兰

2008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