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之上的文化全球化，首先要求的是文化多元化，扬弃本民族、本土文化中自身封闭、保守、固执的状态，在向世界文化的开放和交流中，使自身得到修正、丰富和完善。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之间都有着工业文化这一共同点，这是因为世界各国的工业文明基本上都是由西方工业文明传播、扩散而来的。文化全球化从整体上来说，是以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模式为核心的。这对中国人来说，从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中国曾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为周围各国所仰慕、效仿，文化优越感和大国地位的自豪感，对于外来文化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排斥。这种盲目自大的文化心态，再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封建集权式的文化专制，使中国文化在近代长期处于一种“虚拟”状态。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在军事上的落后、政治上的腐败、文化上的愚昧暴露无遗。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近代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重新定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对于中国重新认识世界、评价世界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强的民族狭隘性。这场争论中，就是思想比较解放、眼界比较开阔的思想家，对西方的认识整体上也存在着片面性。如王韬认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1]郑观应强调：“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2]就是严复也觉得“故中学有中学作用，西学有西学作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3]。康有为甚至认为“数千年文化之中华，一旦沦胥至为无教之国”[4]，直到“西学中源”。“体用”“本末”争鸣的结果是当西方文明和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时，拒绝吸纳西方文明。

文化全球化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机制，是各种文化通过平等交流而共同维护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一些基本文化价值，形成人类社会发展共同的氛围和文化机理。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杜威·佛克指出：“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化成规系统中，我们至少可以假设一种一切文化都共有的成规。也许这一可为所有文化都接受的成规便是，自己文化的基本宗旨是可以得到讨论、理解、辩护、重新思考甚至批评和补充的。如果这样的辩论和批评全然不行的话，那么同样在一个范围狭窄的层面，相关的文化仅仅包含受到机械地考察的一套规则。这种文化实际是僵化的。”[5](P252-253)在此基础上，他断言人类正走向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来说，现在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真正区分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应该继续发扬光大，哪些早已该淘汰。成中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指出：“中国哲学必须把传统的形式与内涵转化为现代的中国思考，亦即转化为适合现代生活的思考方式，并且能够充实及指导现代人生活的思考实质。”[6]文化全球化能够使我们在更高层次上重新认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利用全球化的机遇，主动地、积极地投入到全球性的文化对话和文化整合中。通过文化对话，交流、冲突、修正、吸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实现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整合。

　　全球化在理性上倾向于现代科学理性的价值，以物为尺度，推崇工具理性至上，追求真实。市场化是全球化的必要手段，中国市场经济的建构引起了社会全方位的变化，其中包括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人际交往、社会运行机理等各方面的变化，这种文化转型表现为文化全球化(理性精神)与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对立。中国近代一直存在着两难、矛盾的文化心态。主要表现为，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精神的中国传统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和具有理性主义传统的西方文化精神，它们在共时态的分化中分别支撑着东西两大文明形态。但是，在近代，西方文化转换出以个体本位、个体自由和技术理性等为基本内涵的现代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而以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经久不衰，以经验对抗理性，以人情对抗法治，以专制压制启蒙。封建王朝的多次更迭，没有带来意识形态的根本转变，没有萌发现代的启蒙思想和批判精神。思维方式中，中央集权式统治倍受推崇，社会等级制天然合理，政治世俗化，生活政治化，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中国人特有的思维定势，迷恋于自己悠久的传统和光辉的历史，保持着中国文化优越论的文化心态。在文化全球性面前，感情上存在着难以割舍的本族中心主义，有时还要强化传统的伦理道德，希求在历史积淀中寻找到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来重建价值体系，喜欢在返本开新上做文章。

   如前些年曾时髦一时的新儒学，其在分析日本及东亚“四小龙”成功走向现代社会时，把他们成功经验归结为“儒家思想将成为东亚社会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四小龙”腾飞是由于现代科技与儒家伦理的结合”，“日本是儒教加资本主义”。这些结论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标志着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明治维新，儒家思想未起任何积极作用。就是东亚“四小龙”的成功也是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调整、抓住历史机遇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发现亚洲金融危机与东方型的官僚体制、权钱勾结、裙带关系等都存在着天然的关系，这对新儒学是沉重的打击。通过这些分析会发现，我们在面对文化全球化时，存在着理论储备不足、文化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缺乏批判力和辩证分析能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缺乏批判能力，而是在对貌似神圣其实并非神圣的东西缺乏批判、分析能力。文化全球化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机制，是各种文化通过平等交流而共同维护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一些基本价值。这就要求把民族意识和全球意识结合起来，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实现全世界各民族间的互相尊重、互相促进、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通过发展科学与理性，发展技术和现代生产力，以多方面改革其社会结构，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由于现代化最早在西方变成现实，于是西方的许多标准即被视为现代化的标准。在社会文化的整合过程中，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赛伊德的“东方主义”所描述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不平等现象，即文化的中心—边缘、西方—东方、强势文化—弱势文化、文化生产国—文化消费国等非均衡二元文化结构现象。西方文化中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科技、理性、契约等观念愈来愈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全球化的文化交往又加快了这进程。随着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整合速度必定加快，维系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伦理道德力量正在发生动摇。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价值观念具有很强的排斥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再加上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在整个国家战略利益中的分量，有时把意识形态问题看成是国家唯一利益所在，总想用政治手段加快现代化的步代。在对待西方文化上很容易走向极端，客观上说，世界的优势文化在西方，东方文化虽有所抬头，仍处于弱势。由于“先发展”的优势，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方式给我们国家带来威胁和损害，直接导致我们对西方时刻保持警惕，把西方对我们比较具有科学性的评价或见解看成动机不良，亡我之心不死，缺乏冷静、理性判断。但是不管怎样，必须认识东西这种文化格局不可能通过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自我封闭和隔绝而真正打破。

文化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形成了历史理性尺度和民族情感尺度的相互冲突，使中国传统价值观处于一种困境之中。如果坚持历史理性的发展尺度，承认现代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并主动地用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会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动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情感和自尊将受到巨大的挫折。而如果坚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情感的尺度，继续保持民族文化的优越感，继续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地位，拒斥西方理性的主义精神文化，则我们可能在同发达国家的竞争中更加落伍，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种文化心态直接影响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抉择。对此，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有清醒的认识，指出：“考虑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而不去计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7]深刻领会邓小平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了很大发展，使我们一些人不能对中国文化进行冷静的思考，滋生出浮躁的心态。如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就暴露出一种狂妄的心态。对自己的文化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把文化的综合目标定位过高，企图把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派别的学说都综合在一起，是极不现实的。

正如《光明日报》载文指出：“自80年代开始的文艺新潮，被称为创新的部分，几乎全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种种形式、手法的袭用，从意识流、朦胧诗、泛性论的表现、叙述主题的介入无不如此。文艺批评的话题，从存在主义、接受美学、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一直到这里所说的全球化，全是西方话语在这方面的表述，中国最好的批评家也只是复述西方话语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后来居上，没有顾及各种文化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民族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差别。因此，借鉴、吸收西方文化中积极、合理的成分，立足当代的中国实际，开阔民族的文化视野，丰富民族的文化内容，提升民族的文化品质，应该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

    文化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文化明显呈现出多元性的趋势。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型，必须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如果说“全盘西化”“或”西方中心论”会严重地伤害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影响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很自然地引起我们反感、排斥，那么，对于“儒家复兴”或“华夏中心说”，我们打心眼里高兴，有时甚至沾沾自喜，盲目陶醉。在文化全球化面前，一定要注重文化创新，首要的任务是创造民主、自由的氛围，克服狭隘、保守的小农意识，反对“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陈旧观念，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在对西方文化反思、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地引进，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西方文化。同时还要“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树立国人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让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总之，只有把代表人类发展方向、反映当今世界精神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吸收整合到民族文化中，才能对应文化全球化的冲击，才能实现与世界主流文化的融合。

参考文献：

[1]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十一)[M].

[2]　郑观应.盛世危言[M].

[3]　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9.

[4]　康有为.孔子会序·初集(卷三)[M].

[5]　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　成中荚.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549.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0